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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一个例子，巴菲特推崇的超级投资者施洛斯2002基金清盘时成绩惊人：半个世纪获得亮瞎眼的5456倍总回报，这些成绩是父子二人在“隔断”办公室里完成的，其基金规模最大时也就1.3亿美元。捡破烂是一条强而不大的路线，随着保险浮存金越来越多，继续捡破烂会活活累死。所以巴菲特后期投资风格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：

入秋：风险环伺，买盘缺失，提高等级，降低仓提高信用资质：信用风险似乎又有重来迹象，然而利差对市场波动的保护不足。太薄的信用利差对市场波动的保护不足，诸多看起来十分一致的预期的形成依据其实并不牢固：融资边际收紧下的地产债暗含隐忧，一些依赖结构化发行的城投平台面临自己区域农商缩表的考验，民企与银行的互相绑定也可能会迎来一轮反思与审视，更遑论有财务瑕疵的主体正走在法庭宣判的路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信用风险基本面正在转弱，级别上宜当提高。

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，一家公司相对于经济本身的规模可能达到多大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今天的许多科技巨头都没多少增长空间了。苹果公司市值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之比为4.9%，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仅有两家公司曾突破过这一水平。其中之一是微软公司--1999年市值与GDP之比在6%左右见顶。另一个是GE，其2000年时的市值与美国GDP之比突破了5%。

这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提到的，中小银行潜在缩表的可能，正在提高信用风险并利空债市买盘。这类情况是与过去两年资金程度较紧是存在较大区别的，是市场化机构基于信用风险判断出现的“信用分层”，对于这一点，总量政策能腾挪的空间似乎更加有限。我们以同业存单+CRMW组合来一见端倪。6月10日，21世纪经济报道称，锦州银行的同业存单发行将会搭售CRMW。目前来看是单纯的增信还是CRMW还有争议，我们假设是CRMW。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在机构性支持方面的创新与严守风险的意愿，但是冷静思考，在目前市场结构下，这一资产组合的内在矛盾性。从市场化认购的角度上看，能购买CD这一低风险产品，又能同时购买CRMW这一信用衍生品的账户，可谓少之又少，即便可以，又有动机双重购买的更加有限。因此，CRMW对同业存单的发行困境的改观有限，事实上，我们回过头来看民企CRMW，在2018年10月重启后发行数量较多，但目前逐渐归于平静，创设数量明显下降。

从这第一笔捐款开始，曾宪梓捐款源源不断涌向家乡，汇入内地，投向教育、体育、航天、救灾。40年间，捐款总额达12亿港元，其中对梅州捐款2亿多元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曾宪梓曾捐款为嘉应学院建造教学大楼，为东山中学、学艺中学建造图书馆，为梅州中学建设人行天桥，为乐育中学修建办公楼，捐巨资兴建了梅州市曾宪梓中学、梅县区宪梓中学和丽群小学等。

巴菲特的很多投资经历被广为流传，奉为经典。2006年和2007年，全球资本市场赶上超级大牛市，A股市场也是全民炒股。但是巴菲特没有跟风大量买入股票，反而把重仓持有很多年的在港股上市的中石油，在中石油A股上市热炒前全卖了。而到2008年底，全球金融危机致使股票大跌，人性的恐惧让很多人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，哪怕很多股票已经跌出了价值。这时候巴菲特出手了，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，以救世主的姿态买入了50亿美元的高盛、50亿美元的通用电气，以及美国银行股票和期权。而在他买入之后，这几家公司的股价几乎跌了一半。很多人担心股神巴菲特会躲不过这一次的股灾，但他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：“当你听到知春鸟叫的时候才知道春天来了，其实那时候春天已经过去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