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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为贵最初想做集成电路，但没有资金实力，只好从电风扇、电话机等做起。一台电话机只赚几毛钱，一个人干一天还不如一个修鞋工。但通过做电话机，侯为贵接触到了程控交换机，并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机遇。当时国内通信设备市场基本由外企控制，所谓“七国八制”。侯为贵从夹缝中起步，针对农村市场推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。

同样的钱拿来创业的话，可以给我带来更多收入和想象力，也有更多挑战和机会，那为什么要留着这个房子呢？房子卖了之后，我改造了一个大巴车。里面应有尽有，日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。我就把大巴停在单位的园区里，没有房租，也没有房贷，上班推个门就到了，没有任何的压力。

近年来，刘鹤、周小川都说过要拒绝父爱主义，监管要长出“牙齿”。但要绝对消除，还不现实。主要原因是，国企被赋予了企业之外的很多意义，旧的政企关系一旦形成很难解脱；同时，要让长期握有干预大权的部门彻底放权，类似“与虎谋皮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《短缺经济学》中指出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企之间存在着父爱主义问题，从低到高依次分成五种情况：自立—无主、自立—有助、货币津贴、实物给予（企业主动表示愿望时国家给予）、实物给予（企业被动接受国家给予）。父爱主义程度越高，国家在企业遭受困难时的卷入程度就越高。科尔奈认为，第一种情况是最理想状态，不过，即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，出现危机时也有国家干预；第二种情况是企业独立核算，遇到财务困难时国家给予财政资助。

这里想再说一下中兴通讯。虽然中兴在合规方面有严重问题，但我并不认为中兴是巨婴。中兴1985年在深圳成立，的确是国企出身，如同前一年成立的万科一样。但它一出生就是市场化企业，要在市场上找饭吃。中兴创始人侯为贵生于1942年，曾在西安航天691厂负责技术，颇有创业精神，他说服691厂领导到深圳这一开放前沿投资，和一家国企、一家港商合资创办了中兴半导体公司。

被害人接诊医生女子为软组织挫伤据大连警方6月25日通报：近日网传“女子半夜遭到殴打”视频，经核实，系2019年6月22日凌晨1时许，发生在甘井子公安分局华东路派出所辖区的一起警情。被害人吴某（女，29岁，辽宁盘锦人）当夜在回家途中被一男子殴打，吴某拨打110报警。经医院诊断，被害人吴某脸部软组织挫伤，经治疗目前已出院。

截至目前，境外投资者仍主要以国债、政策金融债、同业存单这三类低风险投资品种为主，这三者占据了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市场头寸的95%附近，占据相应品种的存量规模，也分别达6.7%、2.5%、2.0%附近。其中近期政策金融债增长相对缓慢，增量层面以国债与同业存单为主，2017年以来境外投资者增持的国债规模占新增国债规模的比例达到了25.5%，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定价影响力；同业存单的增量占比也到了6.7%。